1934年，卢志英为了引开敌人，将自己的孩子挂在了树上，没想到被敌人一枪打中了头部！
1934年，当时的局势极度紧张，国民党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，卢志英和妻子张育民接到了上级的密令，化名打入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。莫雄这个人虽然身在国民党阵营，但他颇具正义感，对共产党抱有极大的同情。卢志英极其聪明且办事干练，到了莫雄手下后，不仅把日常军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设计帮莫雄剿灭了当地盘踞多年的一股悍匪。这一下，卢志英彻底赢得了莫雄的绝对信任，成了司令部里的核心人物。但在这份看似风光的背后，卢志英夫妇每天都走在刀尖上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
到了1934年秋天，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了一次极其机密的军事会议。在这个会议上，蒋介石抛出了一个旨在彻底消灭红军的“铁桶计划”。这个计划有多恶毒？国民党集结了150万大军，准备用密集的铁丝网、碉堡群把中央苏区围得水泄不通，企图把红军困死、饿死在包围圈里。
会议一结束，莫雄就把重达好几斤的绝密文件带回了司令部，全部交给了卢志英。看到文件的第一眼，卢志英惊出一身冷汗。这已经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，一旦这份情报送不出去，整个中央苏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
时间等同于生命。卢志英和同志们连夜用隐形药水，把计划的核心内容密写在四本《学生字典》里。随后，交通员项与年为了掩人耳目，硬是敲掉了自己的门牙，扮成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，一路乞讨、穿越重重封锁，把这份重于泰山的情报交到了周恩来手中。正是这份情报，促使中央红军提前开启了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情报成功送出，红军的命脉保住了，但卢志英这边的处境立刻变得极度危险。组织上为了保护这位功臣，立刻安排卢志英带着妻子和孩子撤回中央苏区。撤离的路线崎岖又隐蔽，本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可是，莫雄手下有个叫张大炮的“除奸队”队长。这个张大炮平时就和卢志英结有怨恨，心思又极其歹毒。他察觉到卢志英一家的动向不对劲，立刻断定他们要投奔“红区”，于是连招呼都没打，直接带着一支骑兵队穷追不舍。
在漫长且凶险的转移途中，最可怕的情况发生了。卢志英一行人正在山谷中艰难跋涉，身后突然传来了杂乱且越来越近的马蹄声。敌人的追兵死死咬上来了！
当时，张育民怀里正抱着他们年幼的孩子。长途奔波的极度劳累，加上杂乱马蹄声的惊吓，怀里的婴儿突然爆发出响亮的啼哭声。在这寂静空旷的山谷里，这哭声简直就像是给敌人指路的明灯。
每一声啼哭，都在拉近死神与他们的距离。如果敌人顺着声音追过来，不仅卢志英一家三口要丧命，身边负责掩护的同志会全部牺牲，甚至会牵连到整个情报网络的安危。在国家大义和革命存亡面前，个人的命运薄如蝉翼。
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留给卢志英思考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。他看着满脸惊恐的妻子，听着越来越近的追兵，眼中布满血丝。紧接着，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、也让他自己抱憾终生的决定。
他猛地从妻子怀里夺过那个还在啼哭的婴儿，转身朝着斜对面长满野酸枣树的陡坡上跑去。跑到坡上，他迅速脱下自己的外衣，把小小的身体紧紧包裹起来，轻轻放在了树脚下。
可是，刚往回走了两步，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再次绊住了他的脚步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他的心在滴血。他也许是怕孩子放在地上会被山里的野兽叼走，也许是残存着最后一丝奢望——如果把孩子挂在显眼的地方，敌人看到只是个毫无威胁的婴儿，或许会生出一丝恻隐之心，给孩子留条活路。
于是，卢志英咬紧牙关折返回去，抱起那个温热的小身体，狠了狠心，将亲生骨肉挂在了一棵粗壮的酸枣树丫上。随后，他果断地下令，让同志们分成小组，朝着与孩子啼哭声相反的方向迅速撤退。
那棵树上的哭声，成功吸引了张大炮的注意力。敌人顺着声音包抄过去，给了卢志英等人脱身的机会。可是，现实并没有卢志英奢望的那样仁慈。
当张大炮拨开树丛，发现悬挂在树上的只是一个婴儿时，这个毫无底线的畜生，竟然残忍地举起枪，对着婴儿的头部扣动了扳机！
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那一刻死寂了。
听到枪声，已经撤出一段距离的张育民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作为一个母亲，那一瞬间的天塌地陷让她当场昏死过去。而卢志英，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强忍着几乎要将他灵魂撕裂的悲痛，死死咬着嘴唇，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劝慰身边同样泣不成声的同志：“大家别太伤心了，牺牲一个孩子，挽救了大伙，值得！”
他们在刀尖上起舞，为革命事业建立联络站，传递出无数珍贵的情报。哪怕后来在1947年不幸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，遭受了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甚至用打气筒往肚子里打气的非人酷刑，卢志英依然坚如磐石，没有吐露半个字。1948年底，这位失去孩子的父亲、隐蔽战线的传奇，被敌人残忍地活埋在南京雨花台，年仅43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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